揭秘美国“清洁网络计划”,数字霸权惯用伎俩,封禁中国App预谋已久!| 智东西内参

近日,美国封禁了一系列中国手机应用,事实上,这类事件早有预谋。2020 年 6 月,美国提出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包括通过制订清洁网络名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公司敏感信息免受所谓中国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该计划于 8 月 5 日更新,在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套工具箱。

本期的智能内参,我们推荐复旦大学的研究报告,分析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以及美国数字霸权对国际相关产业带来的危害。

本期内参来源:复旦大学

原标题:

《 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数字霸权 》

作者: 沈逸 江天骄

一、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数字霸权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互联网大国,在网络空间一直致力于谋求一种霸权。 根据美国的设想, 实现其数字霸权最理想的方式是联合盟友在底层掌握对于网络的控制权,进而通过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以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方式在各国渗透,在云端进行数据控制,最后通过掌握的数据与情报网络一起组成协同平台,实现其数字霸权并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 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基础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实现其经济霸权,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1、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其经济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非参战国,美国通过售卖军火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战争时期,政府暂停反托拉斯的行动、推动科学研究进步,以及鼓励军售等举措间接地为战后新兴技术产业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从曾经的负债累累一跃而成为各国的债主,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1920 年,美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也是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重大转折时期。

1939 至 1945 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美国带来了一次经济增长的良机,这次战争对于美国财富增长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二战结束时,美国的 GDP 已是英国的 10 倍,其黄金储备为 200 亿美元,几乎占当时世界总量(约 330 亿美元)的三分之二。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 500 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 年的 145.1 亿美元增加到 1945 年的 200.8 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 59%。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使得美国可以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5 年 12 月 27 日, 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所有国家中,二十几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从此,美元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二战临近结束之时,美国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填补英国霸权崩溃造成的真空,建构自己的霸权体系。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T,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机制,打造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1945 至 1969 年,美国在这一时期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峰。以原子能技术、宇航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美国兴起, 推动美国经济高度现代化发展。此外,美国现代企业组织、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均实现了新的发展,同时跨国公司也迅速崛起。得益于上述条件,美国成为高度现代化的超级大国,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以核能、计算机以及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着全球供应链的转移,使美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

2、 美国数字霸权的建立以经济霸权为基础

美国的经济霸权助推了其数字霸权的建立。 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看,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既是互联网技术最主要的发源地,也是网络根域名解析服务器最大的控制国。美国通过控制网络来控制世界,进而巩固其霸权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在资源配置、技术标准、内容生成等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其对于网络资源分配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构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基础。 目前,包括操作系统、芯片设计、软件等在内,全球互联网产业链上的每个关键环节基本都被美国所主宰。 凭借其在网络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美国在网络空间拥有了绝对的优势,进而使美国可以在全球开展不受节制的大范围窃听和监听,以实现自身的数字霸权。

此外,美国还通过制定全球通用的互联网技术标准,掌握通信领域的控制权。 最后,美国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不断提高网络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出台一系列网络空间战略,巩固其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维护其网络霸权。 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一系列网络空间国家战略一脉相承,是当前新时期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数字霸权而利用国家力量强制进行的努力,是美国网络霸权战略在数字行业领域的体现。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凭借其超强的军事能力巩固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霸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美国主要依靠金融、技术和法律制度护持其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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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霸权体系

二、 美国习惯于通过打压竞争性企业维护其经济霸权

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 总会有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日本、西欧大国) 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

对于这些竞争者,美国会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三种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压。金融方面主要是利用美元霸权的优势地位,实施独特的金融制裁,将相关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迫使其无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技术方面包括出口管制禁令,以及通过切割或重组供应链,掐断企业生命线;法律方面,美国起初依赖以 WTO 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制度,但随着其他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 WTO 法律和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美国开始认为国际制度效率低下,但本质问题是伴随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逐渐失去了对国际多边主义平台事实上的有效控制,因此 美国开始退回双边和单边的框架, 频繁使用包括 301 调查在内的国内法律程序, 借助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各种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使“合规问题武器化”,“贸易和技术问题政治化”, 并最终发展出了习惯性的“安全化”处置方式,即将上述问题全部人为建构成所谓国家安全问题,继而采取更具主观性和随意性的方式,来护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1、 利用美元支付体系为核心表征的金融霸权工具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和打压

单边金融制裁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这种制裁之所以具有直接的强制性,主要是凭借美元在全球商品、资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其具体实现路径是通过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为主的美元跨境资金清算系统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来进行。

SWIFT 成立于 1937年,目前已经为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0 多家机构提供安全讯息服务和接口软件。 作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清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在全球广泛开展业务往来的个人、企业组织和国家等都无法避开 SWIFT, 而且美国还可以利用 SWIFT 组成的金融交易网络,通过相关金融数据精确识别制裁目标并制定制裁手段,实行动态监管以保证制裁效果。美国利用美元支付体系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和打压通常出现在美国经济利益受损或市场地位受到威胁时,以美国对“北溪 2号”项目的制裁为典型。

“北溪 2 号”是俄罗斯与欧盟的天然气合作项目,目标是通过波罗的海和德国,每年向欧盟国家提供 5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然而, 该项目却受到美国的阻挠。 2019 年 1 月,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警告德国企业,并指出:“‘北溪 2 号’ 将使乌克兰的安全和政治地位下降,导致俄罗斯介入干预乌克兰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欧盟也会因此产生对俄罗斯能源安全的依赖性。所有参与相关项目的企业必须要明白与之相关的企业声誉损失和可能受到的制裁。”

为了打消乌克兰的顾虑,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三方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了天然气问题谈判,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达成一致。然而,就在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通过《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对参与“北溪 2 号”项目的施工建设方实施制裁, 但美国的这一举动遭到德国的强烈反对。

美国此举是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因为美国希望对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 如果“北溪 2 号”项目顺利实施,美国在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将被俄罗斯取代,美国的经济利益将受损,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话语权也会降低。

2、 通过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以实现对企业的极限施压

发布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继而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极限施压, 是美国维护其经济霸权的第二种常见手段。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理法》(EAA)、《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和《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力法》(IEEPA)等国内出口管制法律对军用产品、军民两用产品以及技术的出口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又通过《瓦森纳协定》联合盟友和主要西方国家对军用产品、军民两用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等国家的出口实行控制。

二战后美苏冷战时期,为防止苏联阵营发展高端武器,在美国提议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 17 个国家于 1949 年 11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 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 苏联解体后, 巴统于 1994 年 4月 1 日正式解散。 2 年后, 以美国为主导的《瓦森纳协定》 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 继承了巴统的禁运政策。该协定成为美国对异己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围堵和打压的重要手段。 通过出口管制禁令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方法常常在其他国家企业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时被使用,典型的案例是日本“东芝事件” 和欧洲“空客公司监听案” 。

美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激烈, 1987年,东芝集团旗下的东芝机械被揭露偷偷向苏联出口降低潜艇噪音的数控机床。 随后,美国发起了对东芝机械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如表 1 所示, 1985 年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起有关日本半导体企业倾销的诉讼,由此美国对日本电子产品发起了 301 调查。 1986 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约束日本的倾销行为,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国的出口,并鼓励日本将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市场份额增至 20%。

1991 年第一个为期五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到期,美日又签订了第二个五年协议,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之后,美国半导体企业逐渐恢复市场竞争力,于 90 年代中期超越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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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事件”后美国对日本的调查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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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半导体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变化

“东芝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由违反巴统出口管制规则而引起的美日贸易摩擦,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交易方,挪威国营军工企业康斯伯格公司也牵涉其中,两家公司联手完成对苏联的数控机床出口。双方的合作使得这一违反出口管制的问题成为多国贸易问题,但美国却将矛头直指东芝机械公司。这表明美国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巴统的禁运协议,更是为了保住自身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半导体产业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如上图所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范围具有绝对统治力,在世界市场中占有 60%的份额,而当时日本半导体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世界市场占有率约为 15%。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飞速发展,到 1982 年已占有 35%的世界市场份额,威胁了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统治地位。 1983 年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在五大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目前只在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领域落后于日本。

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起的经济霸权需要通过自身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实力来护持。日本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挑战了美国在先进技术上的领导力,因而受到美国的调查与制裁,被迫通过与美国签订半导体协议的方式,一方面减少对美的半导体产品出口,一方面保证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这些行为背后反映了美国对自身经济霸权的护持,尤其是面对自身技术优势的相对衰落时,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和签署协议等方式,限制日本电子产品的出口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美国就“东芝事件”对日本展开贸易调查与经济制裁的时间线,正与日本半导体产业腾飞的时间脉络重合,由此可以窥见美国在“东芝事件”背后的真实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打压方式,就是摧毁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成品制造能力(当时是内存条为代表的成品),然后迫使日本转向配件化的制造业上端移动,生产诸如光刻胶之类的配件。这种移动看似伴随技术进步,但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日本以及日本相关企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幅度边缘化,失去了自主性, 只有在配合美国的产业链封锁或者排挤战略时,才能真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否则只能在日韩之间的有限度争端中起到有限度的作用。

更极端的实践,则是美国企业与政府联合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的非商业化实践模式。 1994-1995 年间,在沙特阿拉伯价值 60 亿美元的飞机合同竞标中,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输给了美国波音公司。由于怀疑内部存在不公平竞争,空客公司随后向欧盟发起投诉,欧盟遂成立临时委员会着手调查。结果发现波音公司为“五眼联盟” 提供了一套名为“梯队(Echelon)”的全球电子监控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该系统的电信卫星拦截功能,从一架商业通信卫星上获取了欧洲空客公司与沙特政府、航空公司之间所有的传真和电话。

美方通过分析通讯内容,认为空客公司的代理商向沙特官员行贿,并将大量商业机密提供给美国波音公司,从而推动了美国波音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竞标并最终成功。有趣的是,在以欧洲空客案为代表的美国监听商业机密的案件中,所有的受害公司或个人却被美方称为“犯罪者”,冠之以商业贿赂、非法转让、窃取专利等罪名。 而且,临时委员会的报告还发现,美国开展商业监听帮助美企获得竞争优势的类似案例还有许多,仅公开可查的就有 20 多起,覆盖日本、法国、德国、以色列等国的多家著名企业。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事情暴露之后,曾经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伍尔西居然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为何要监听盟友”的署名文章, 将这种监听行为定义为“美国企业获得公平贸易环境的必要条件。”

总之,欧洲空客公司案体现了美国“双重标准”的霸权逻辑:即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在各类商业竞标中获胜是理所应当的;而欧洲在技术、成本、质量、市场等方面落后于美国,若欧洲企业战胜美国公司,那么一定是该国或该公司采取了贿赂等非法手段。换言之,只有美国在技术、经济、社会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才是真正“公平合理”的世界。这条逻辑线与如今美国对华经济施压如出一辙。

3、 利用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

全球化导致全球各国深度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具有不对称性。这为国际关系中复杂相互依赖中的优势一方带来了权力,即这种非对称性可被用于逼迫对象国改变其政策行为,服从施压国意志。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维护其经济霸权经常采取的第三种手段是利用其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 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这种打压主要面向日本和欧洲企业。

日本计算机产业在上世纪 70 年代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原有的主导地位, 1982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线人谎称拥有 IBM 计算机最新技术,使用钓鱼执法的招数,诱使日本日立三菱电机的员工出钱购买。等两公司拿到相关图纸后, FBI 迅速逮捕了 6 名“商业间谍”,还对 12 名日本员工发出通缉令。日立和三菱电机不得不与 IBM缔结了技术使用费的支付合同,仅 1983 年,日立公司就支付了约 100亿日元。

近十几年来,美国司法部在反海外腐败、违反制裁的伪装下,通过起诉欧洲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给公司开出高额罚单的手段,成功打击甚至瓦解了欧洲多个大型跨国公司。

作为法国的工业明珠,阿尔斯通公司(Alstom)曾在水电设备、核电站常规岛、环境控制系统、交通运输部超高速列车和高速列车等领域均位列世界第一,并在城市交通市场、区域列车、基础设施设备以及所有相关服务位居世界第二。此外,阿尔斯通公司在能源相关领域也表现强劲,它提供了占世界装机总容量 15%的设备,在运输和输配电市场等相关领域也位列世界第二。

2013 年的时候,阿尔斯通已被美国司法部调查 3 年多,但当时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决定不与美国当局合作。 为了达到削弱和制裁阿尔斯通的目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于 2013 年在美国机场抓捕了前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 之后他被起诉入狱。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 7.72 亿美元罚款。 6当看到皮耶鲁齐被抓之后,阿尔斯通公司人心惶惶,阿尔斯通高管开始与美国司法部全面合作。

为了自保,首席执行官背着法国政府及阿尔斯通管理层的大部分人,通过秘密协商,将包括电力在内的公司四分之三业务卖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尽管欧盟随后介入, 但美国仍然成功收购阿尔斯通, 并获得维护所有法国核电站的权力,这些核电站提供法国75%的电力。 这一收购也改变了全球能源设备行业的竞争结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瑞典通用电气布朗-博韦三家企业呈现三足鼎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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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斯通行贿案”时间线

据统计,在 1977 至 2014 年间,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调查中, 30%(474 项)是针对非美国企业的,但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 67%;在被美国罚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6 家企业,仅有 5 家是美国企业, 21 家非美国企业中 14 家是欧洲企业。 如下图 所示,截止目前,在所有被处罚的前十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美国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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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罚款排名前十的公司(单位:美元)

由此可见,包括盟友在内,任何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企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美国严厉的打压和制裁。而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利用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相关国家和经济体企业进行打压的案例也在不断上升。

《特别 301 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 自 1989 年以来,美国已经发布到近 30 份《特别 301 报告》。报告涉及的国家数字逐年增多,从 1989 年的 25个增加到 1998 年 70 个;针对的国家也从过去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所涉及的议题也逐渐超出知识产权的范围,涵盖反腐、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内容。美国通过发布《特别 301 报告》,借助其霸权地位,采取单方面设定标准、单方面发布报告、单方面解释、单方面调查、单方面制裁的高压方式迫使相关国家屈从,进而巩固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以及贸易投资领域的优势地位。此外,《特别 301 报告》还是美国在与相关国家谈判时的重要筹码,美国通过掌握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地,迫使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对美国作出让步。

三、 美国坚持使用传统金融、技术和法律手段维护其数字霸权

从传统经济霸权到数字霸权的建立, 尽管美元支付体系目前已经受到冲击,但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美国仍然利用金融工具打压数字领域的竞争企业,也防范数字支付产业对美元支付体系的进一步冲击;在技术和供应链层面,虽然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个别国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爬升到产业链的顶端,但美国及其技术已经完全渗透融合到全球供应链各个角落, 使得美国采取绝对的禁令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成为可能;最后是法律和国际制度,目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缺失,大国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技术贸易领域争端频频, WTO 几乎处于失灵状态,美国频繁使用国内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打压竞争者,并试图塑造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产业和生态。

1、 通过将合规武器化压制他国企业发展

作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成功赢得国外用户青睐的中国社交产品,TikTok 自 2018 年起在全球每月活跃用户达 5 亿,成为苹果 App Store上下载量最多的应用程序。然而自 2019 年以来,美国大肆渲染 TikTok的安全威胁,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困境。美国先是指控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随后又称 TikTok 通过内容审查压制言论。此外,美国一直寻求将合规问题武器化,以应对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这里的武器化,就是首先从技术层面入手,就所谓个人隐私信息收集、跨境数据传输、内容审查机制、与中国政府关系等看似技术化、程序化的细节问题,对 TikTok 进行审查;在发现TikTok 逐一在形式、程序以及操作层面化解这些技术性的议题之后,直接使用“疑似威胁国家安全”的“口袋”,以不容 TikTok 回应和辩护的方式,开展极限施压行动:

先是对 TikTok 进行安全审查,随后又在联邦机构中发布针对 TikTok 的下载禁令。最近,美国更是直接通过行政令的方式要求美国资本对 TikTok 进行强制收购。美国的这种做法打破了公平竞争的格局,使得美国传统社交巨头得以以非正常方式获得市场,也会引起外界对于美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

2、 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

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 以大疆华为案为典型。 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是中国一家以生产、研发民用无人飞行载具及航空摄影系统为主的科技公司。该公司生产的无人机产品获得了全世界航拍、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占有全球 70%的市场。 然而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便寻找各种理由对其无人机产品进行打压。美国海关官员在一份报告中称,官员们有“适度的信心”认为,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和软件“正在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主要基础设施和执法机构的数据”。

2019 年 5 月 20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以用户信息安全问题为由将大疆作为打击目标。 10 月,一部分议员提出立法,要求禁止所有联邦机构使用在中国制造或组装的无人机。 11 月,美国内政部宣布,停飞其机队中所有中国制造、或含有中国制造零部件的无人机。 就市场地位和产品质量而言, 由于目前尚无无人机厂商能够完全取代大疆,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寻找技术管控措施遏制大疆发展。尽管作出诸多改变,大疆仍面临美国压力。美国方面仍可能突破目前技术管控措施,采取行政手段打击大疆,例如进一步将大疆列入实体清单从而禁止美国公司与其直接往来。

2018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第 889 条要求,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 随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断升级, 美国将华为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芯片。 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和制造其半导体的能力,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此次出口规则改变后,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或海思等附属公司供应某些芯片之前,都将被要求获得美国许可证。

2020 年 8 月 17 日,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限制,禁止供应商在未取得特别许可的情形下贩售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给华为,把 5 月出台的制裁措施的潜在漏洞给堵住,这些漏洞让华为可以通过第三方取得相关技术。 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华为实施断供,阻止其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阻止其他国家采购华为的 5G 设备。

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对华为进行无底线的封锁和打压的行为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行为。而且,从产业角度看,根据 BCG 相关报告,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或将造成两国半导体技术产业脱钩,美国半导体收入将下降 37%;如果按 2018 年收入计算,相当于减少 830 亿美元。其中约四分之三的影响将是由于中国客户因美国技术出口禁令而不得不更换美国半导体产生的直接后果。可见,美国此举违背了产业客观规律,将给全球产业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3、 利用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优势挤压盟友的合理利益

2019 年 12 月 10 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修订后的《美墨加协议》(USMCA),取代已有 25 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NAFTA),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多次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造成美国制造业流失,并以退出协议为由要求重新谈判。因此,修订后的《美墨加协议》被视为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甚至被美国政府标榜为“21 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然而,《美墨加协议》中的许多条款却再一次体现了美国的数字霸权。因为该协议不仅扩大了数据跨境流动的范围,增加了禁止个人数据本地化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还将这一限制延伸至金融领域,可以方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履行监管职责获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金融数据。

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在多国从事经营、获取巨额收入,却选择低税率地区注册总部以求“合法”避税,使所在国传统产业和中小型技术企业遭受不公平竞争,使用户所在国政府蒙受损失, 这让法国、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不满。 2018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立法提案,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均可对发生在其境内的互联网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征税。实现互联网企业公平缴税是全球性的议题,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自行解决。 在法国提出征收数字税后,美国立马宣布将对法国加征关税作为反制。而在 2020 年 6 月,美国又以疫情为由退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就征收跨国技术企业数字税协议开展的谈判。 以上案例都反映出美国在国际谈判中凭借强势地位,利用国际规则漏洞获取不公平优势。

四、 清洁网络计划是新形势下美国实现其数字霸权的重要尝试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国务院将开始要求为所有进出美国外交设施的 5G 网络流量实行 5G 清洁路径计划,要求禁用一切被认为“不可信”的 IT 供应商(包括中兴和华为)通过包括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在内的方式接入任何国家和运营商的 5G 网络。该计划被纳入 2020 年 6 月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CleanNetwork)当中。随后,美国又在 2020 年 8 月 5 日更新清洁网络计划,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至此,“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旨在为了防止所谓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形成颠覆,最终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这是第一次美国在实体层面不具备产业意义上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主要依托产业和技术之外的手段,践行网络霸权的重要尝试。

1、 清洁网络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随着中国在以 5G 为代表的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领先,美国国内开始盛行所谓“红色技术威胁”或是“数字东方主义”的论调。其本质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叙述凡是中国的信息技术一定是用于监控和国家安全目的,凡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应用一定存在隐私泄露的问题,凡是中国在技术研发或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一定是靠包括网络窃密和违法市场经济规则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这套政治说辞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凝聚美国民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古老东方神秘国度的忧惧,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能够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衰落和经济上的凋敝开脱责任,并重新凝聚西方民众对自身文明和制度的认同。

“清洁网络”计划声称要从电信服务、程序商店、应用软件、云服务、电缆以及 5G 等方面全方位排斥中国信息产业产品及服务。 该计划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其对“清洁”的定义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即只要不是中国供应商就是“清洁”的,只要是美国看不惯的就是“不清洁”的。但是,美国对于所谓“清洁”的判定不是对技术进行客观判定,而是以技术来源方的身份属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因此,清洁网络计划可被视为美国从全供应链角度对中国网络产业精准打压,本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2、 清洁网络计划构成美国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整套政策工具箱

2020 年 6 月,美国提出清洁网络计划,包括通过制订清洁网络名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公司敏感信息免受所谓中国等恶意行为者的侵扰。 如图 4 所示, 该计划于 8 月 5 日更新,在 5G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清洁网络的五项新工作包括:清洁运营商,确保所谓不受信任的中国运营商不与美国电信网络连接;清洁商店,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中删除不受信任的应用;清洁应用程序,防止所谓不受信任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其应用商店中预装(或以其他方式使之可供下载)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清洁云,防止美国公民敏感个人信息和企业知识产权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可被外国对手访问的基于云的系统上进行存储和处理;清洁电缆,确保连接美国与全球互联网的海底电缆不被所谓中国大规模破坏并进行情报收集。

“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套工具箱。美国动用国家力量采取单边行动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形成颠覆,最终目标仍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揭秘美国“清洁网络计划”,数字霸权惯用伎俩,封禁中国App预谋已久!| 智东西内参

清洁网络计划

3、 清洁网络计划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

清洁网络计划在实现美国数字霸权的过程中,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首先,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自己的可信供应商和可信服务的自由,而清洁网络计划将剥夺相关国家的这一自由。其次,美国通过清洁网络计划,将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移动应用商店、云服务、电缆和 5G 供应商均纳入其管控之中,这种管制泛化将侵犯各国网络运营和监管的自主权。最后,数据作为重要的国家资产,有必要加强本地储存和业务本地监管,而美国出台《云法案》对数据等进行长臂管辖将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数据自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这种实践网络霸权的尝试,在传统上支持和赞同美国以非对称方式治理全球网络空间的社群以及持经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那里,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

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互联网治理项目的创始人弥尔顿·穆勒(Milton Muller) 认为,“美国推行清洁网络计划的目标是使中美之间的互联网和全球信息社会分离,并使中国脱离信息经济。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伤及美国自身,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对苹果、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美国互联网公司采取类似的措施。而且,特朗普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公司采取措施,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中国的发展,这是不现实,也极其不明智的。”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认为,“美国在声称使用外国公司的技术有内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时应该谨慎,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依据同样的逻辑,美国技术公司也将被排除在外国市场之外,这种做法将带来互联网碎片化的严重风险。”

五、 化解清洁网络计划风险的建议

美国在网络空间构建的是一种支配型的秩序,这种支配型的秩序要保证美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位置。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位置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客观上美国要处于安全状态;第二, 美国要求在网络空间具备非对称的行动自由;第三,要求美国企业和产业在全产业处于压倒性的领先位置,不允许看不惯的任何企业占据这个位置,即使是盟友的企业也不例外;第四,它在战略上基本不考虑全球化以及具体的、内生的产业分工的合理需求,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主观色彩。 这样一种支配型的秩序会严重扰乱全球市场, 给产业和世界各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而清洁网络计划作为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违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 为行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制定客观公正的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 化解清洁网络计划带来的风险。

1、 保持开放的市场,为 ICT 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避免设置贸易壁垒

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的做法,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美国企业、协会等实体进行反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盟,拥有广泛的经济往来。自 1975 年 5 月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关系,中国与欧盟先后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欧盟已经连续 16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因此,欧洲国家应该保持开放的市场,为中国 ICT 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非关税壁垒。 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中国的经济来往中实现共赢,不会因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对待遭遇中国反制。

2、 根据国际标准和方法建立采购惯例和准则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准全球 ICT 认证和测试合规项目可以提高 ICT 的安全性和可信度。建立一套合规项目,并由现有或新的全球机构运行和实施,为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提供遵守标准和最佳实践准则的客观依据,将极大地降低相关技术安全检测和应用成本。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基于技术的中立且无歧视的国际标准,以客观的标准,和明确告知风险且高度透明的要求作为依据,建立采购惯例与准则,反对基于主观判断、以自我为中心的歧视性标准,在以 5G 建设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发展中为本国获取最具性价比的全球化资源,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3、 建立全球 ICT 供应链安全规范,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

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局(ENISA)于 2012 年发布《供应链完整性—ICT 供应链风险和挑战概览,以及未来的愿景》报告,并于 2015 年更新。除提供可供 ICT 供应链相关参与者借鉴的实践做法外, 该报告还建议公私合作设立国际评估框架,以有效评估 ICT 供应链风险管理。中、俄等国在 2011 年和 2015 年两度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中,也就确保 ICT 供应链安全提出了具体倡议,强调应“努力确保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安全,防止他国利用自身资源、关键设施、核心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信息通讯网络及其他优势,削弱接受上述行为准则国家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主控制权,或威胁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做法,有助于在各国之间以及企业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智东西认为美国的实践,包括制订清洁网络计划等在内,就是通过一系列非技术性的歧视性安排,以诉诸地缘政治与政治猜忌的方式, 将正常的商业、行业竞争对手描述为国家威胁, 继而采取不尊重市场游戏规则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对客观标准进行主观的随意解释、在实践当中突破常规和默契等,形成显著以美国为中心的扭曲的市场秩序,进而实现对相关行业厂商而言,具有某种非对称掠夺特性的扭曲的市场秩序。这种行为,威胁并挑战了全球范围的商业规则,具有典型的双重标准、单边主义和自我中心等霸权主义特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总会有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些竞争者,美国均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等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压。因此,中国绝不是美国数字霸权的唯一受害者,美国的数字霸权对整个国际社会和数字产业都会带来危害。